河西走廊面临着的世界性难题：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的问题日趋严重；沙尘源的增多为沙尘暴推波助澜，任何的环境变化，都会造成沙尘天气；越来越多的沙尘天气，致使生活在风沙一线的乡民们艰难前行。
年3月9日，记者曾到瓜州县环城乡下干沟村采访。当时风沙刚停，下午4时，苍白的太阳如剪纸般贴在灰暗的天空中，尚未退去的沙尘，弥漫在这个村庄里，疏勒河河床上流淌的不再是清凌凌的河水，被风梳理成羽状的沙丘对村庄形成包围之势。65岁的倪老汉一遍遍感叹：“风沙把人害死了……”
时间仿佛已经停止，眼前的一切似乎永远被定格在昨天：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虽然没有刮风，但村庄四周都被沙尘紧紧包围，土苍苍的村街，在炙热的阳光下反射着灰黄的光。背靠干涸的疏勒河，两排破旧的土坯平房、10来户人家和10多名留守村民，尽显村庄的败落。70多岁的倪老汉病重在医院治疗，在他家衰败的房屋里，许多赶来的村民感叹：“不要说已经10年，就是再过10年，你来也没什么变化。要说变化，或许就是被沙埋了。”
都是沙尘惹的祸。”组长李俊林直言。沙尘暴，在村民的心里蒙上了厚厚的阴影。
68岁的党志才一个劲地叹气。老人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，用村民们的话说是“沙里生、沙里长、沙里埋的人”，对沙尘的危害深有体会。老人告诉记者，早在上世纪60年代前，疏勒河水流不断，这里水草丰美，可谓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。那时候，村庄前后都是水，村庄处在一块干梁上，村民们担心河水淹没了村庄，希望这里永远是一道“干涸的沟”，所以把村庄起名为“干沟”。可到了60年代以后，距这里30多公里的双塔水库截住了河水，疏勒河断流，地下水下降，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干沟”。水草丰美的景色逐渐没有了，随之而来的是肆虐的风沙。
据李俊林介绍，村里原来有30户人家107口人，风沙逼着村民往外迁，现在老住户仅剩9户，其余几户人是外来的移民。即便如此，村里的常住人口也只是些老人。学生娃娃在县城上学，家长跟着儿女陪读打工，日子久了扎根县城，“租房生活也比这里强”。只有在春种秋收时，村里才能看见“人”。
村东800米处，一道南北走向的“沙梁”是石岗墩防风治沙保护区最东的边界线。
李俊林说，这道“沙梁”其实是水渠，被沙石填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若不是近前从村民挖开的一处豁口细看，根本看不到水渠的痕迹。村民在淤沙中挖开的一道小沟槽中，旁边一眼机井中抽出的一股细流缓慢地流向附近的农田。眼看着贵如油的涓涓细流渗入沙海，村民们心痛不已。
李俊林告诉记者，过去，全村480多亩耕地都靠这条水渠引水灌溉，渠道畅通时，6天6夜就可以完成全村灌溉。而现在，渠道被沙填埋，有限的人力已没有能力挖沙挑渠，村民只得放弃通过水渠引河水灌溉的想法，改用机井，灌溉一轮水少说也得40多天。
沙进人退，耕地被风沙一片片吞噬了。这几年，村里已有20多亩耕地被沙土彻底废了。
4月4日，酒泉金塔县鼎新镇夹墩湾村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。
枯黄的防护林树丛，斜斜地站立在漫过树腰的沙丘中，看上去，似乎不久即有被黄沙压倒或吞噬的危险。黄沙边的是数块等待耕种的农田。
9年前，因为无法忍受“十年九旱”的贫困生活，杨积业举家从青海来到金塔这个叫夹墩湾的地方；9年里，饱受风沙之苦的杨积业，又想回老家，呼吸“没有风沙的空气”。
这一切，和一条渠有关。
黑河经这里由南向北流向内蒙古，村庄的西面，是巴丹吉林沙漠连绵起伏的沙丘。夹在水与沙之间的这个村庄叫夹墩湾。杨积业说，沿着沙丘前行1000多米，有一个叫沙槽子的地方，那里有他的4亩农田。
浇水困难呀！”杨积业摇着头连连感叹。修好的水渠只能用一年，等到春天，一场风沙过后，2米多深的渠道就不见踪影了。“只好再修。沙少的地方，清了沙就能用。但沙多的地方，只能往前移。每年2米多，9年来，我修了9条渠。”
一年前移2米多，9年少说也是18米了。“不止这个数。”杨积业说，“大沙包不知前移了多少，有很多树木和桦秧子都被沙埋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即使我不走，也没法生活了。”
在他家的炕沿上，杨积业的3个孩子正在写作业。大女儿已经上高二了。她说：“风沙太大了，有时刮得学都上不成。吃完饭，碗底就是一层沙子。”她似乎对父亲未来的去留没有多的想法，“再有一年就高考了，只想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，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”
赶紧考上学走吧。”70岁的李生军感叹说，“水渠年年移，沙窝子边上好多胡杨林都旱死了。”
在夹墩湾长大、住在沙窝子边的李生军记得最清楚的是：“每年春天一刮风，天上全是沙，风停后，院子里的沙有几厘米厚。”
站在院落边，望着近在咫尺的沙丘，白发苍苍的李生军感慨不已。“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”现今被沙丘占据的地方，原本生长着许多林木和草丛。林木一旁的洼地里，积滞着很多灌溉之后剩下来的“闲水”，因为有这些水，很少发生林木枯死的情况。每到春暖花开，村庄外的林地里到处是吐翠露绿的林草。后来，村外洼地里的“闲水”越来越少，林木旱死得也越来越多，再后来，连植树都开始缺水了。
枯死的林木越来越多。“每次一刮黑风，黄沙就朝村子的方向来了。”每年春天的沙尘暴，让看着沙窝子步步向前的李生军心里生疼。
凶猛的沙丘径直扑向了它面前的这个相对柔弱的小村庄。
“家园像扛在肩上的包袱。”已经搬了4次家的贺兴田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。
比李生军小一岁的贺兴田见证了沙漠朝着自己家园前进的足迹。
贺兴田第一次搬家时只有9岁。那一次，眼看沙丘逼近房屋，父亲带着一家6口人，在村里选择了一处地方，重新建房落脚。比起旧宅来，离沙漠相对算较远了，但只过了短短几年，好不容易安上新家的贺家人心里的暖意还未消散，新房就又处在沙丘的脚步前了，他们不得不再次搬迁。贺兴田说，第一次搬家后，他们只“安稳地”度过了8年。
16岁，第二次搬家。父母年迈，家里没有壮劳力，经济条件也不行，雇不起别人来帮忙，年幼的贺兴田挑起了建新房的担子。尚未成人的贺兴田，一天要打200多个建房用的砖形土坯。
1960年，贺兴田第三次搬家。“之前，老父亲过世了。”贺兴田说，虽然没有背井离乡，还是在老宅附近的地方重建，但每一次搬家，一家人的心里都不好受。
沙丘还在前进。1975年，贺兴田又搬了一次家。贺兴田说：“我被风沙赶了一辈子。”
贺兴田搬了四次家，始终没有离开夹墩湾，而他所在的夹墩湾3组的村民中，很多人选择了离开。
1996年，夹墩湾共有14户60多口人，而现有的12户人中，土生土长的夹墩湾人只剩下3户。“经济条件稍好点的，哪里能落脚，就到哪去了。”夹墩湾村支书白展雄说，搬走的村民流向四面八方，有的就近到金塔县别的乡镇落户了，有的则投亲靠友，远赴异地。
尽管万般不舍，但贺兴田和邻居们不得不直面现实：沙漠越来越近，耕地越来越少。据白展雄介绍，上世纪50年代，夹墩湾三组有300多亩水浇地，现在12户人的全部水浇地只有170多亩。
今年初春，沙漠边上的夹墩湾村民再次饱受沙尘暴和浮尘天气的袭扰。“沙丘就在我们的地边上，随时都有可能吞掉农田。”一名村民说，“看来，我们有可能面临第五次搬迁。”
去与留，村民在犹豫徘徊。
正新村处在腾格里沙漠风沙线的最前沿，以前每户村民有3亩耕地，种植棉花、小麦等作物。这些年因为缺水多风沙，许多人被迫举家外迁。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全村有近300人迁移。”民勤县正新村五组组长陈友来说。
当过民办教师的陈富国今年72岁，家住民勤县红沙梁乡新沟四社。2008年，儿女在村东头给陈富国老两口盖了3间新房，因为他们原来的5间老房子被风沙摧毁了。
陈富国说：“村里的房子逐渐被沙子摧毁了，一些人无法忍受，迁往新疆、内蒙古、四川、东北等地了。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，200多人口的村庄，人口减少了近一半。”
与红沙梁乡新沟四社相比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民勤县东湖镇下润村六社的状况似乎要好一些，然而，风沙还是逼走了不少人。
据下润村支书沈嘉道介绍，现在这里的村民种植养殖的收入加上退耕还林的补偿，人均年收入达4000元。现在尝试着在沙丘下种苁蓉药材，指望着卖个好价钱，可是，饱受沙患的村子里，年轻人和有门路的人还是陆续离开。“原先200多口人，现在在册人数只有124人。留守的人中，壮劳力不足15人，小孩不足10人。”
沈嘉道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外地工作，儿女们让老两口到他们那里享福。他说：“故土难离，我们不想离开这里啊！”
沙进人退，除了村民为寻求生存空间而自行迁移外，还有政府不得已组织的整体迁移。
西渠乡煌辉村四组村民盛汤国、盛禹国算是该村最后的守望者。
2007年，盛禹国随着村组的整体搬迁迁入蔡旗乡。2008年12月，独守煌辉村的盛汤国也离开故土，搬迁至蔡旗乡。至此，在西渠乡煌辉村剩余的140余户村民全部迁到了蔡旗乡蔡旗农场，这是煌辉村最大的一次搬迁。
煌辉村距蔡旗农场180多公里，位于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——红崖山水库的不远处，水量较其他地区充足，这一优越的条件对于农民来说最有诱惑力了，然而，为了生态，生活不得不改变。
整村搬迁是政府的安排，为了生态，没理由拒绝。”盛禹国说。
风沙，影响甚至侵蚀着年轻人的思想。1988年夏天，当时在民勤三中读高中的白生钢因为家庭收入不好被迫放弃学业，成家后，他将希望寄托在了一双儿女身上。
一定要考上大学，离开这里。”白生钢的女儿白丽是民勤一中高二年级的学生，受父亲的影响，白丽暗自下决心要离开。白丽的弟弟虽然才上小学三年级，口气更为坚定：“以后，就是打工也要离开这儿。”
面对酷烈的生态环境，村民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无可厚非。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：面对沙尘，如何改变才是我们正确而科学的选择？
文 本报记者 阎世德 鲁明 董开炜